在商事纠纷中，债权人往往手握胜诉判决，却在执行阶段发现债务人早已“金蝉脱壳”——通过股权划转、资产转移等方式掏空偿债能力。此时，若仅依赖《合同法》《企业破产法》主张权利，常因合同相对性限制而陷入僵局。如何突破这一困局？最高人民法院及人民法院案例库两则标杆性案例（2017最高法民终181号案与重庆某建材公司案）给出了创新答案：以“侵权责任法”为矛，刺穿恶意逃债的“金钟罩”。

案例1：最高法（2017）民终181号案——股权无偿划转的“逃债陷阱”

核心争议： 华星公司在资不抵债时，将其持有的2000万股股权无偿划转至关联公司，导致债权人长城资产公司债权落空。  

法院突破：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华星公司与接收方中小企业担保公司虽无直接合同关系，但后者明知华星公司债务危机仍配合无偿受让股权，构成对债权人财产权益的侵害。

最终判决：接收方在受让股权80%价值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战术启示：即使债务人已注销，债权人仍可跳过合同相对性，直接追究第三方侵权责任，但需证明第三人存在“明知恶意”与“行为因果关系”。

案例2：重庆某建材公司案——恶意串通的“连环计”

关键事实：债务人实业公司通过设立关联房地产公司转移土地及在建工程，导致债权人某建材公司执行无果。  

裁判亮点：重庆高院认定，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转移财产的行为本质是侵权，合同无效后若财产无法返还，可依据《侵权责任法》判令第三人在转移财产价值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核心价值： 该案将“合同无效”与“侵权责任”双剑合璧，为债权人提供“双重救济通道”，极大压缩了债务人逃债空间。

纲领1：锁定“恶意”要件——侵权责任的核心突破口 

主观明知：第三人需明知债务人存在未清偿债务（如债务已进入诉讼/执行阶段）；  

行为异常：交易价格明显不合理（如无偿或低价）、程序违规（如未通知债权人）等；  

损害后果：债务人偿债能力显著降低，与资产转移行为直接关联。  

纲领2：选择最优“战场”——诉讼策略的降维打击

路径一：合同无效之诉+侵权赔偿（参考重庆案）：先击破转移行为的合法性，再主张侵权责任；  

路径二：直接侵权之诉（参考最高法181号案）：绕过合同关系，聚焦第三人过错与损害结果。  

战术要点：若财产已灭失或难以评估，侵权赔偿范围可参照转移财产的市场价值或债权人未受偿债权金额。

纲领3：破解“责任形式”迷局——连带责任VS补充责任

连带责任：适用于第三人与债务人存在共同故意（如共谋转移财产）；  

补充责任：若第三人仅存在过失（如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可在受益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典型案例对比： 重庆案中第三人因恶意串通被判连带责任；最高法181号案因第三人被动接收股权，仅承担补充责任。

在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商事战场，法律人既要深谙”明规则”，更要掌握"破壁术"。我们认为第53种路径不仅是技术层面的创新，更是诉讼思维的革命——当我们跳出“合同法”的楚河汉界，“侵权法”的星辰大海正在照亮债权实现的征途。侯志涛老师倡导的"执行铁军"战术体系，正为这场变革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战略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