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立案时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案件，要求代理人同时填写其本人和委托人的真实送达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信息，不能以代理人信息代替委托人信息。请补充载明委托人真实送达信息的地址确认书材料。”——这样一段来自法院立案窗口的审查意见，是否让你困惑甚至不解？既然已委托专业律师代理案件，为何法院仍坚持要求当事人本人提供送达信息？这究竟是流程上的“多此一举”，还是程序正义中一道不可或缺的安全锁？

一、法律根基：当事人不能“隐身”

诉讼是当事人自己的事，这一本质决定了程序义务的不可替代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三条明确指出，当事人应当自行提供或确认准确的送达地址。该义务附着于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不因聘请专业人士而转移或豁免。

一些地方法院的送达工作指南进一步明确：若当事人仅确认代理人地址，法院将依法推定其户籍地或登记住所为送达地址。这意味着，当事人看似“省事”的选择，实则放弃了指定精准收件地址的权利。

二、程序现实：代理关系并非一成不变

诉讼程序可能横跨数年，经历一审、二审、再审乃至执行等多个阶段。其间，代理关系可能因委托期限届满、费用结算、服务评估甚至意见分歧而提前终止。如果法律文书只发送至已解除委托的律师处，当事人将在不知情中错过上诉期、举证期限、执行异议期等关键程序节点，导致实体权利“沉睡”甚至丧失。

这并非理论推演。实务中已出现因送达不力而引发的程序争议，当事人因未实际收到文书而申请再审，但往往因难以证明“非因本人原因未能知晓”而维权困难。法院坚持要求本人地址，实质上是在帮助当事人筑牢程序参与的第一道防线。

三、代理制度的本意：补充而非替代

《民事诉讼法》允许将诉讼文书送交代理人签收，这是为提高送达效率、便利当事人所作的程序安排，是“可以”而非“应当”。它赋予法院一种便捷送达的选择权，但从未免除当事人本人提供准确信息的法定义务。

将代理人地址视为唯一送达处，是对法律条款的误读。律师的角色是运用专业技能提供法律服务，而非在程序上完全“代表”或“取代”当事人。程序知情权与参与权，始终是当事人不可剥夺的诉讼核心权利。

四、未公开文件引出的思考

但部分法院在审查中引用内部工作意见作为要求依据【例如：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全面加强立审执协调配合推动矛盾纠纷执前实质性化解的实施意见》，全网未能检索到】，引发了“依据是否公开透明”的合理讨论。法治原则要求影响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范应当可查、可知，以保障公众预期稳定性与监督可能性。

然而深入来看，这类文件的具体要求内容——区分填写本人与代理人信息——完全契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是对上位法规定的实务细化，并未创设新的义务。其合理性植根于广泛的法律原则与司法实践共识，而非仅依赖该文件本身。这一现象也提醒司法机关，在推进工作规范化的同时，需注重规则的公开与释明，减少当事人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疑虑。

五、多填一张表，多一道安全锁

面对法院看似“较真”的地址确认要求，当事人的理性选择应当是理解、配合而非抵触。这纸确认书不仅是诉讼文书的“收件地址”，更是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守护哨”。它确保无论代理关系如何变化，法院与当事人之间总有一条直接、可靠的沟通渠道。

在诉讼这场必须遵守规则的程序之旅中，最稳妥的策略永远是：亲自握住那把自己程序之门的钥匙。因为法律保护的，永远是那些主动参与、积极负责的权利人。

程序细节决定权利实感。理解规则背后的逻辑，方能善用规则保护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