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法院对一起股东出资加速到期纠纷的立案审查意见写道：“依据原告方网上提交的材料，本案为公司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案涉债权债务为生效判决确定的债务，当事人应通过执行程序解决。需补正执行不能的材料后重新递交立案申请……”

这则意见，将大量手持生效判决却无法从公司获得清偿的债权人，推入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程序迷宫”：你必须先向法院证明，针对主债务人的强制执行已经彻底无望（即拿到“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否则，连起诉未出资股东的大门都敲不开。这一普遍存在的实践做法，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值得深刻反思。

第一问：立案阶段越位进行实体审查，是否不当剥夺了当事人的诉权？

我国民事诉讼实行立案登记制。立案审查的核心是形式审查，即判断起诉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形式要件（如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基本事实理由）。在本案中，债权人已提供生效判决作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初步证据，并提出了明确的被告（股东）和诉讼请求，其起诉在形式上已然成立。

法院以“应先通过执行程序解决”为由不予立案，实质上是在立案阶段对“股东出资责任应否加速到期”这一核心实体争议作出了预判。它提前预设了一个结论：必须先穷尽对公司的执行，才能转向股东。这混淆了立案庭与审判庭的职能界限，将本应在法庭审理中通过举证、辩论来解决的“公司是否确实不能清偿”及“股东责任是否加速”等实体问题，前置为立案的门槛。这无疑是以“实质审查”替代了“形式审查”，变相抬高起诉条件，构成了对当事人法定诉权的不当限制。原告若举证不足，其后果应是败诉，而非在立案阶段就被直接拒绝进入诉讼程序。

第二问：要求“执行不能”证明，是否与新《公司法》的立法精神相悖？

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该条款的立法目的在于，在保持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期限利益的同时，为保护债权人利益设立一个及时的“开关”。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是启动该条款的法定条件。 在法律上，这一状态的核心判断标准是债务人“停止支付”的客观事实。对于债权人而言，一份已经生效且经过强制执行申请后仍未获清偿的判决，正是证明公司“不能清偿”的强有力证据。法律并未规定，必须额外取得一份证明公司“资不抵债、确无财产”的“终本”裁定，才能满足该条件。

法院将“执行不能”的终本裁定设置为起诉股东的前置程序，实质上将“不能清偿”这一相对的行为标准，拔高至近乎公司破产的“丧失清偿能力”标准。这不仅远超法条文义，也极大地增加了债权人的维权成本和时间周期，让新公司法试图构建的快速救济机制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在等待“终本”的漫长过程中，目标股东完全可能转移资产、实施其他规避行为，导致即便后续诉讼胜诉，判决也难以执行。

结语：程序的正义在于各归其位

司法的审慎固然可贵，但程序正义的首要要求是各环节恪守其本位。立案是“启动权利的闸门”，而非“裁决是非的法庭”。当债权人手持生效判决仍求助无门时，要求其必须再取得一份“终本”裁定才能起诉股东，这种叠加的程序要求，看似严谨，实则可能成为债权实现的现实阻碍，也模糊了公司法相关条款的清晰边界。

我们期待司法实践能够更精准地理解与适用新《公司法》第五十四条，让立案程序回归其保障诉权的本源，让实体问题回归法庭审理的场域。唯有如此，股东出资加速到期制度才能真正发挥其预设的功能，成为维护交易安全、压实股东责任的一柄利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