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选一”误区的产生，源于未能清晰区分执行和解协议中两类性质不同的条款。

第一类条款是对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债权的履行安排变更，例如延长还款期限、约定分期履行、减免部分本金等。这类条款依附于原执行依据，其目的在于通过新的方式实现原债权。

第二类条款则是独立于原执行依据的新设权利义务。最典型的即是：原判决或调解书未支持任何利息、违约金或仅支持了法定低标准，但双方在和解协议中另行约定“若违约则需加付自某日起按特定高额标准（如四倍LPR）计算的利息或一笔固定违约金”。此项约定，并非对原债务内容的简单变更，而是基于被执行人新的承诺所创设的、独立的合同责任，旨在担保和解协议的履行。

若将这两种性质迥异的内容混为一谈，机械地要求债权人只能择一救济，则会导致新设的担保条款落空，违背了当事人订立和解协议时的真实意思，也挫伤了债权人通过让步促成和解的积极性。

关于如何正确处理执行和解协议中超出原判决内容的部分，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24号指导案例（联合资源教育发展（燕郊）有限公司与中国防卫科技学院执行监督案）中，提供了权威且清晰的裁判规则。

该案例的裁判要点明确指出：“对执行和解协议中原执行依据未涉及的内容，以及履行过程中产生的争议，当事人可以通过其他救济程序解决。”

这一论断具有纲领性的指导意义，它从最高审判机关的视角确认了以下核心原则：

1. 内容需作区分：必须对执行和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识别哪些是对原债的变更，哪些是“原执行依据未涉及”的新内容。

2. 救济路径分离：对于新设的、独立的内容（如新增的违约责任），其争议不应被原执行程序所吸收，而应开放给“其他救济程序”解决。这主要指另行提起诉讼。

3. 程序并行具备正当性：申请恢复执行以实现原判项，与通过另诉追究新设的违约责任，二者法律基础不同、诉请标的各异，可以并行不悖。

因此，当和解协议中约定了原判决所没有的利息或违约金时，该请求权本质上就属于“原执行依据未涉及的内容”。债权人就该部分内容另行起诉，正是对“其他救济程序”这一法定权利的正当行使。

上述原则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而已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应用和认可。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张某益诉印务公司合同纠纷案”【案号：(2020)苏02民终4437号】即为典型一例。

在该案中，债权人与被执行人在执行阶段达成《执行和解协议》，约定了分期履行方案，并特别载明“若违约需另行支付违约金50万元”。该违约金是原生效民事调解书未涉及的内容。后被执行人违约，债权人张某益在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原调解书后，又另案提起诉讼，要求支付这50万元违约金。

被执行人抗辩称，既然已恢复执行原法律文书，就不能再就和解协议起诉。对此，无锡中院在二审判决中作出了明确而有力的回应。法院认为：“《执行和解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双方均有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和解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九条仅规定了救济方式的选择，“并未涉及违约金的处理”。因此，“张某益虽选择了申请恢复原民事调解书的执行，但不影响其基于执行和解协议的约定追究印务公司的违约责任。”该判决最终驳回了上诉，维持了一审支持债权人违约金诉请的判决。

此案的裁判观点极具参考价值：它清晰地阐明，和解协议中新增的违约金条款具有独立的合同效力。债权人申请恢复执行，是选择实现原债权的方式；而追究违约金责任，则是基于新的合同关系主张独立的违约责任。两者并行不悖，共同构成了对债权人因对方违约所受损失的全面救济。

面对被执行人违反包含新增违约责任条款的执行和解协议，建议债权人采取以下步骤，主动、全面地维护自身权益：

1. 破除迷思，双线布局：首先从观念上摒弃“二选一”的误解。认识到就新增违约责任另诉是法律赋予的独立权利，应立即着手同时准备恢复执行申请和违约赔偿诉讼的起诉材料。

2. 精准表述，区分依据：在向执行法院提交的《恢复执行申请书》中，明确请求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所确认的本金等基础债权。在向有管辖权法院提交的《起诉状》中，则将和解协议约定的利息或违约金作为一项独立的“违约赔偿”请求提出，并在事实与理由部分重点阐明该款项源于独立有效的和解协议，且为原执行依据所未涵盖。